林里夫：耿直统计人 执着研究者

程 名 杨青林

林里夫，1909年出生于辽宁西丰县，16岁时参加过反日罢课斗争。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工作，同时在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1939年遭康生等人诬陷为“内奸”，被开除党籍，关押7年之久，遭受酷刑折磨。1946年恢复党籍，后进入东北工作，1947年秋任东北行政委员会[1]经济委员会资料室主任。

林里夫（1909-2001）

东北统计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行政委员会迁往沈阳，39岁的林里夫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副处长。1950年4月，东北统计局成立，王思华任局长，林里夫任副局长。

东北人民政府任命林里夫为东北统计局副局长的通知

作为建国前后东北统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里夫主持开展了这样几项工作——

一是接收和整理日本满铁调查部的资料。“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垄断组织和殖民机构，涉足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在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始终活跃于日本侵华行动的最前沿，集中全力于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铁路、煤矿及调查情报工作，以达到进一步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资源的目的。其调查人员最多时达两千多人，调查资料更是多不可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满铁亦停止运作，1947年7月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接收。由于满铁详细掌握了东北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几十年无间断，因此接收和分析研究其遗留的资料，是人民政府更快了解东北情况的重要途径。

林里夫是接收工作的负责人。他从1947年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料室主任开始，就已经着手筹备和组织这项工作了。先是带领资料室、后又带领统计处（局）的同志，清查满铁调查部人员名单，搜集调查资料，编辑整理了东北解放前的工矿企业统计资料，为建设东北解放区、支援全国解放事业、创立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打下牢固“数据”基础。

二是招揽统计人才、创办统计刊物。担任东北统计局副局长后，林里夫敏锐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统计局组织接收和招聘了一批研究人员和翻译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北统计局还成立了伪满经济研究所，留用了数十位日本研究人员。同时，在林里夫推动下，《国际经济》《计划经济》《统计工作》等一系列刊物陆续创刊。其中，《统计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新中国统计类期刊的先导，其从1950年5月创刊，一直出版到1952年底，共出刊32期；此外，还从中选编出比较重要的文章，出版了5本选辑。时至今日，这一历史期刊对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统计工作，仍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是创办了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学院1951年8月在沈阳成立，是当时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专门培养高级经济计划和统计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院长由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顾卓新兼任，副院长林里夫主持工作。学院设有经济计划系和统计系的本科及专科，本科学制为三年、专科为两年。首期学生有四五百人，教员主要为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的专家，以及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1952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和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财政专门学校合并组成东北财经学院。

林里夫对统计工作、统计科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统计理论思想。1948年发表在《东北经济》第5期上的《论国家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一文，是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的思想，对建国后我国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1951年2月发表在《统计工作》第2卷第4期上的《论编制物价指数的新方法——综合公式》、1951年10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的《我们的社会统计工作的基本特点》，以及在“东北第一届卫生计划统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统计与计划、业务的关系问题》等，既有针对统计业务，如成本核算、物价指数问题的探索；也有对统计工作的地位、统计对计划与业务工作的能动作用的思考；还从统计工作的科学性、群众性、组织性、纪律性等角度，对如何推动统计工作做了论述。

调离统计岗位，转行经济研究

生性耿直的林里夫，在东北统计局副局长的职位上并没能呆多久。因为，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东北统计局被上级领导授意用估计数字代替实际统计数字，向中央谎报成绩；甚至在年度计划执行完毕以后，用降低计划数字等方法掩盖计划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把没有完成计划说成是超额完成计划。有人后来猜测，这个授意可能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有关。

授意遭到了林里夫的抵制，他坚决反对“用估计数字代替统计数字”。为此，林里夫受到“勒令停职反省”的处分，并被扣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帽子，调离统计局领导岗位。

1952年，林里夫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成为一名单纯的学者。自此一直到1954年，他在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并开始了在经济领域的探究，这也让林里夫找到乐趣。这段学校工作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相比于“做官”，自己更愿意“做研究”，为他后来去经济所工作做了铺垫。

在经济所的曲折岁月

1954年，林里夫被中央调入北京。一开始给他安排的工作是某单位的“一把手”，但这个单位要直接受康生的领导。由于林里夫在延安时期就受过康生的陷害，对他心存芥蒂。这回，林里夫的耿直劲儿又上来了，他拒绝到这个单位上任。几经曲折，他最终被安排去经济所。

10月，林里夫正式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无官一身轻”的他，专心畅游在经济研究领域。

1954年的经济所，正好迎来一位新所长——著名经济学家狄超白。林里夫与狄超白的经济研究理念很相似，又都有统计工作的经历，由此掀开了两位学者友谊的序幕。

在狄超白的倡导下，经济所创办了《经济研究》杂志。狄超白虽作为杂志总负责人，但平时涉入并不多，具体事务都是林里夫主持操办。作为副主编，林里夫从选题、约稿，到择稿、刊登，一直亲力亲为。同时，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颇有进展。

正当林里夫在经济研究道路上奋力前行的时候，一场风暴却悄然向他袭来。1955年，林里夫在创刊不久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2]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文章，提出价值规律依然是决定我国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法则，剩余价值依然是决定我国资本家的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1957年，为贯彻党的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进军的路线，反对把全国青年引向单纯“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道路，林里夫根据组织的要求，写了《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结果在“反右”运动中，这两篇文章成为林里夫“向党进攻”的罪证和右派纲领，遭到批判，他被打为“右派分子”。

这时，狄超白挺身而出，想办法为他申辩。但事与愿违，最后两人被定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蒙受冤屈，长达21年。冤屈洗白之日，狄超白已然不在人世，林里夫则成古稀老人。

林里夫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最初要被遣送下放改造。正好这时孙冶方接任经济所所长，由于他的爱才惜才，林里夫被留在所内监督劳动。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并没有中断过各种专著的学习研究与文献资料的累积遴选。林里夫曾以冤案申诉为中心，写出一些自己经历过的革命史料片段，还打算撰写一部《革命斗争回忆录》。不过，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未能如愿。

一路走来，历经困境的林里夫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不图回报的品格。1977年11月7日，狄超白病逝，他的冤案尚未得到平反，研究和写作成果一直未能发表，遗稿也因无人整理多遭散失，林里夫就从当时还能找到的狄超白遗稿中摘录要点，为狄超白撰写了传略。林里夫与顾准也很早就相熟，有着40年的情谊。据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林里夫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顾准临终时说他非常感激三个人，其中一个便是林里夫。顾准还在遗嘱中写道，将“存款500元赠予里夫老友”。

1978-1986年的8年间，中共经济研究所党总支（分党组）、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后做出决定，推倒诬陷的不实之词，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彻底平反。

在此期间，林里夫也并未因历经磨难而变得不问世事，仍旧潜心学术，笔耕不辍。渊博的学识，使他能发现并解决一些不易察觉而又十分重要的冷僻难题。1980年，《经济研究》杂志社收到了一篇《评“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按语”的经济思想》的来稿。此稿涉及古典英语、清末文言文，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评审难度非常大。当责任编辑请林里夫给予指导时，他没有推辞，认真审读原稿，查阅大量文献原著，指出了文稿中的理论错误，肯定了编辑的质疑态度。

1989年12月，林里夫从经济所退休，但他一直以旺盛的斗志去迎接各种挑战。他在最后的几年中，曾充满乐观地表达夙愿：“愿在仅有的余年留下三部专著：一是《资本论的辩证法》，二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三是《革命斗争回忆录》。”2001年林里夫91岁的时候，还出席了《经济研究》编委会年会，对同事和晚辈们要他继续健康生活工作几十年的祝愿，满面笑容地表示接受，因为还有许多重要的课题尚待完成。

不意天不假年，次年4月，林里夫突发疾患，匆匆离世。

参考资料：

1.《林里夫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深切怀念<经济研究>创始人林里夫同志》，《经济研究》2001.7

3.访谈裴俊生（社科院经济所退休老同志）记录，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编研处，2016年9月18日

[1]1946年8月7日在哈尔滨成立，当时称为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同年10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

[2]旧式写法，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