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半个世纪的统计情结

程 名

在生命之烛燃发最后光芒之时，孙冶方写下了《统计要独立》的百字小文，来告别心心念念几十年的统计工作：

我在党的十二大讲了统计工作的问题。我主张统计要独立。国家统计局在党的工作方面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在行政工作方面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并应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挂钩。这样，统计数字才能可靠，统计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我深切地希望大家能把统计工作搞得更好，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1982年12月8日于北京医院）[1]

孙冶方与统计的交集，正式算起来只有5年，却牵动了他半个世纪的情结。

孙冶方（1908-1983）

初识统计

1952年8月，孙冶方从华东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刚刚成立的国家统计局任副局长，分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村统计工作。但由于他肝病反复不愈，被组织上安排到苏联疗养，真正来统计局报到，已是1955年初了。

报到时，主管计划统计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嘱咐他，到统计局后“好好做统计调查。你对苏联熟悉，可以问问苏联的统计制度方法是怎么建立的”。[2]

孙冶方也向李富春建议，最好每季度检查一次国家统计局的工作，听听汇报，一年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至少要讨论一次统计工作。[3]

按照李富春的嘱咐，1956年，孙冶方率中国统计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他虚心向苏联统计专家请教，详细了解他们在实行计划经济之初是如何做统计工作的。孙冶方一边看，一边记，一边还不停思索，后来整理出的考察笔记就有上百页。

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思考心得做了归纳，在1957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做了《考察苏联统计工作的报告》，认为统计工作要很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除应建立和健全各种专业统计工作以外，还必须建立和加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并列举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孙冶方是做统计调查的行家，他与统计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围绕农村经济进行统计调查研究。所用调查方法，便是统计学中所说的典型调查。

1957年，孙冶方抽出两个月时间，来到家乡无锡及附近的苏州、镇江、扬州等地，进行农村统计工作调研。他不仅与干部交谈，还“一竿子插到底”，到农业社、生产队，一篇篇地翻看账册报表，与财会统计人员促膝聊天。

调研回来，孙冶方针对中央提出的精简统计报表和统计干部的做法，分别写信给李富春及主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信中提出，统计报表泛滥的责任不在统计局，精简统计部门只占12-14%的报表不是根本解决办法，统计部门要加强统一管理，才是对症下药；对于精简统计人员，他也提出异议，认为不能削弱统计系统。

不愿离开统计

正当他细心钻研统计，决心在统计事业上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央却准备调他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代所长。

孙冶方并不想离开。1957年8月21日，他给谭震林写了一封万言信，就统计工作今后如何开展提出建议，并对自己的工作调动谈了想法：

我想趁着机会向你谈谈我的个人问题。党组转告我，组织上拟调我去搞文教科学工作。……但是我自己有一点个人的考虑，希望组织上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照顾：……我自从调来统计局工作后，年半来，我对统计工作已经发生了感情。虽则我在这里并没有把工作做好，然而我是准备把这工作当作今后终身事业做下去的，很舍不得离开它。我觉得干部中喜欢做这工作的并不多。我的个性迟钝，能力低，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至少要两年时间才能摸到些边。我的年龄快满50，带着肝病，恐怕再能为党工作的年月也不多了。我自己觉得与其再叫我改行，不如把我留在原岗位，我的工作效率可以比较高些。[4]

第二天，孙冶方又给国家统计局党组写了一封信：

关于我个人调动的问题，我在开头是很感突然，打不通思想；但后来已经开始有了思想准备；到我写完那长信时，我已经完全决定了。如果再要从统计局调出司局长干部，那么让我这个新兵改行是最合理的，最合乎逻辑的。老实说，对科学研究，我是感兴趣的。我的不想调动，只是怕再摸一个新机关而已。我看这次调干的总任务是推不了的。既然如此，已经点了名的，就不必讨价了。只希望今后中央对统计也能把它当做半个科学机关，多加强一下，至少不再削弱。

我希望这一时期，少管些新的工作，我要还掉几项债务：（1）在统计会上做一个关于苏联考察的报告；（2）把考察记录稿，约30万字校好；（3）把农业抽样调查的方案和报告写出。[5]

信中提到的那些“债务”，孙冶方没有食言，一一还清。

1957年10月28日，孙冶方走出国家统计局，迈进了经济所的大门。

统计与经济研究密不可分

孙冶方一直秉持着统计、经济密不可分的理念。从30年代搞农村经济调查时，他就善于运用调查统计得来的资料论证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现在，他从统计实践转战经济研究，更加认识到调查统计工作对于开展经济研究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我回顾解放以后，……我自己搞经济研究写的东西，主要是在统计局参加计委党组会体会到的。……到统计部门，虽然时间很短，不过两年多，但对我学习经济学来说却是得益非常之多。因为在这里不仅接触到一般的实际，而且接触到综合的资料。……几乎每一张报表、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是一篇学术论文……[6]

到了经济所，孙冶方充分发挥自己熟悉调查研究的优势开展工作。他要求研究人员走出大门，用调查研究代替闭门读书。为此，经济所在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都选了一些“挂钩”点，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所里的研究人员都要分批分期下去蹲点调查。当然，孙冶方更是以身作则，他下到农村，下到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去调查研究、座谈访问，继续研究着他放不下的那个问题——1956年他在统计局时提出的“计划和统计要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在他的主持下，经济所成立了综合平衡研究组，[7]曾当过东北统计局副局长的杨坚白任组长，留苏回国的两位年轻人董辅礽、刘国光任副组长。这个组虽然人数不多，但下去调研却十分频繁。据195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该组的杨美廉回忆，他进组后的几年，几乎就是“泡”在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等到回来时，便到了“文革”前夕；期间，研究组还出了一个关于农村统计方面的调查报告。[8]杨美廉还说，他亲眼看到了冶方同志在这段时期内对我国国民经济体制，对计划、统计和财经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性意见。

对于统计工作，孙冶方放不下，更做不到撒手不管，在统计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出人出力”。

1957年12月，尽管人已在经济所，但孙冶方还是干了一件统计局的事——经过他和薛暮桥的努力，统计局请到了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索包里来华讲学。

孙冶方（1908-1983）1957年12月，国家统计局为索包里来华设宴洗尘后，在国家计委大楼前合影。左三为孙冶方，右四为索包里

孙冶方在一年前访苏时便与索包里有过接触。此次邀他前来讲学，包括在华期间的各种安排，孙冶方都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提高学习效果，使统计干部更好地消化、理解、研究讲课内容，孙冶方将董辅礽和刘国光从经济所抽调来做辅助翻译和课堂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并作为统计培训教材。讲学结束后，孙冶方又亲自陪同索包里到一些省市去考察。

1957年12月20日，为方便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务院任命孙冶方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他又与统计续上情缘。

为了密切与统计局的关系，1958年1月，孙冶方草拟了将经济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四家领导的请示，后经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批准，经济所由中科院和计委双重领导，但在提供资料和出席会议方面，经委和统计局给予便利。

几个月后，经济所和统计局的密切关系就有了实际成果——孙冶方和薛暮桥一起主持实施了第二次“无锡保定调查”，[9]孙冶方担任总负责人。实地调查于春末展开，夏初结束。江苏、河北两省统计局都积极组织人力参加，调查人员达130余人。调查结束后，在孙冶方的指导下，调查组撰写了调查报告，成为在30年时间里连续观察这两地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宝贵资料。

“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与“党内很有骨气的经济学家”

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批判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互相排斥”的观点，认为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价值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式而已；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

1960年前后，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恰在此时，孙冶方觉得要将他所发现的经济运转中存在的弊端向中央报告。于是，他一连写了十几份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报上去。“理论权威”康生、陈伯达看到这些报告之后，便将孙冶方之前关于价值、利润方面的言论和文章一并拿出来，当作“修正主义”的证据，开始了对孙冶方的批判。

最终，孙冶方被“理论权威”们判定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年内被批判39场。之后几年中，大小批判会也开了不少，但会场总能听到孙冶方的回答：“我一不改色，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1965年9月，孙冶方被下放到北京西郊周口店劳动改造，一年之后又被揪回来继续无休止地批斗。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

牢中岁月，他面壁独思，但从未放弃过自己坚持的理论观点，用腹稿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默写”着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腹稿，直到1977年他出狱，一共被“写”了85遍。

《孙冶方传》的作者邓加荣回忆了1979年他与孙冶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他作为光明日报的记者，正在陈翰笙家中采访，突然间进来一个器宇轩昂的人，虽然满头白发，但声音洪亮、底气特足，一进门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这个人离开后，陈翰笙对着背影向邓加荣感叹道：“他是孙冶方，党内很有骨气的经济学家！”

正是因为这次邂逅，邓加荣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采访这个陈翰笙所称的“党内很有骨气的经济学家”。后来，邓加荣如愿采访到孙冶方，并成为他的忠实朋友，写出了包括《孙冶方传》在内的多部关于孙冶方的作品。

“文革”结束后，孙冶方的组织关系虽还在经济所，但历史问题并没彻底解决，因此也没有职务。他便在位于三里河的家里，重新开始了写作，要把狱中的“腹稿”变成“字稿”。住在三里河，也方便了孙冶方与国家统计局的老熟人们保持来往，经常一起交谈聊天。国家统计局原党组成员黄海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回忆，孙冶方不时向他询问统计工作的近况，还应邀研究统计方面的一些问题。[10]

为统计做最后的呐喊

1980年，孙冶方向宪法修改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的提案》，提出四点建议：一、提高统计工作的社会地位；二、改革统计工作的管理体制；三、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系统；四、完善统计法规。

其实，这时的孙冶方，经过几次手术，虽从死神手里数度逃脱，但身体已经极度虚弱。1980年12月29日，孙冶方拖着病体，突然出现在全国统计局长会会场，并作了一番讲话——“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

他说，我今天是回娘家。

他说，国家统计局负责同志告诉我，这次会有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参加，希望我同他们见见面。所以我来了。

他说，我感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领导对统计工作重视不够，因此，我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了个提案。我这个人好管闲事，我心血来潮，不是偶然的，我想了很多，才打了这个报告，主要是强调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他说，我不可能回到统计工作岗位上了，但我主张老统计人员归队，培养他们不容易啊，同志们应珍惜现有力量，集中精力，来完成重大任务。

他最后说，占用大家的时间太多，我对统计的宣传也够了。

孙冶方在1980年全国统计局长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几天后，孙冶方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解释他提交的提案及说明书，并非对计委任何人有什么不信任，而是认为这种体制（旧体制）使统计部门处于附属地位，统计数字难免受长官意志左右。希望姚依林能对提案有较全面的理解。[11]

1982年11月23日，国务院领导到医院探望病重的孙冶方。孙冶方再一次呼吁：“希望中央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一定要独立，才能可靠。”

他是如此执着地挂念统计，尽管已付出最大努力，将自己对统计的夙愿向最高领导层做了表白，但仍旧放心不下，又在10余天后，写下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那篇《统计要独立》的文章，为统计做最后的呐喊。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参考资料：

1.《孙冶方全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孙冶方传》，邓加荣，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访谈邓加荣记录，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编研处，2016年8月2日

[1]载《统计》，1983年第1期。

[2]据《孙冶方传》作者邓加荣回忆

[3]《孙冶方全集》第5卷，第292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4]节选自《给谭震林同志的信》，《孙冶方全集》第2卷，第77-9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5]节选自《给中国社科院党组的信》（标题疑有误，据信中内容，应为给国家统计局党组的信），《孙冶方全集》第2卷，第98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6]1980年12月29日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中国统计议事钩沉》（上册），国家统计局编，2014年10月。

[7]也称统计学研究组（下同）。

[8]《孙冶方和统计》，杨美廉、高金兰，《中国统计》1996.12。

[9]参见《父亲秦柳方和“无锡保定调查”》，载《统计文史》第3辑，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编，2014年3月。

[10]《一个新中国统计工作者的回忆录》（内部资料），黄海，第175页。

[11]《孙冶方全集》第5卷，351-352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